内容摘要：外国诗歌译介与本土的接受与转化，历来是百年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。
关键词：诗歌;新诗;外国;诗歌翻译;诗歌译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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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诗歌译介与本土的接受与转化，历来是百年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。不过，由于外国诗歌翻译本身专业性较强，所以，这一问题虽偶尔被部分新诗研究者谈起，但鉴于语言的限制，并未全面、深入、系统地展开。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，客观上决定其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，在“纪念新诗百年诞辰”活动此起彼伏的当前语境下，重新面对这一话题尤显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。
一
新诗，又称现代诗，自其诞生之日起，就受到外国诗歌译介的影响。结合新诗发生史可知：在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、碰撞，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大背景下，以黄遵宪、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近代维新派诗人和理论家，虽开始着手诗歌革新的实践与理论探索，但由于时代、思想、文化的局限，他们并未彻底摆脱古典诗歌格律的限制。维新派诗歌改良的失败表明中国诗歌在步入现代阶段时，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内部的演变实现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变革。由此看待新诗的诞生，自觉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、借助外力推进诗歌的变化便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。有“新诗第一人”之称的胡适，在美留学时受到历史进化论的影响“尝试”新诗。在《〈尝试集〉再版自序》中将译诗《关不住了》作为自己新诗“成立的纪元”。其名文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的“八事”与美国意象派“六大信条”有诸多相似之处，均说明外国文化资源对于新诗即现代诗歌的诞生产生的巨大影响。这种影响表现在朱自清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诗集卷所写的“导言”中，还包括周作人翻译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以及冰心与宗白华的“小诗”创作。徐志摩、闻一多诗歌创作深受近代英国诗的影响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、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穆木天、王独清、冯乃超以及戴望舒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等等。
从白话诗的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，外国诗歌译介与新诗的关系及产生的重要影响，可从如下三方面思考：第一，上述提到的新诗人都有留学的经历、精通外语，他们对于外国诗歌创作及理论的直接接触，对新诗的诞生、发展以及在具体创作中融入国外诗歌经验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，至于由此可以身临其境、广泛接触国外的思想文化，更对其归国后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的意义。第二，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批评中，常常可以读到“欧化”一词。“欧化”所指范围广阔，正如具体指欧洲时会包含多个国家、多种语系，因此在具体分析时还需进一步区分、厘定。历史地看，对于“欧化”以及后来的“翻译体”，我们在思考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关系时，不能简单以照搬、模仿的概括一言蔽之。新诗或曰现代诗的诞生从更为广阔的语境来看，是白话文运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新诗于五四“文学革命”时代诞生是中国诗歌重大变革的结果，同时，也是中国社会、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，这一既有共时性、又有历时性的变化过程就诗歌与社会而言，由外到内与自内于外两种思路都能说得通，但只是偏于其中之一则必然不够全面。随着白话文运动、白话诗实践的展开以及白话最终成为通用语言、国语占据文化教育的高地，白话文运动可谓取得了全面的胜利。在此过程中，“欧化”、“翻译体”以及外来语汇在扩展白话诗表现力的同时，也丰富了白话本身的语汇及语言表现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外国诗歌译介作为外来文化本土传播的一部分，共同促进了新诗的诞生和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形成，只不过，后者更为立体、繁复，涉及面更广。第三，接续上述过程，新诗在接受外国诗歌译介影响的同时，还融入了现代经验，进而使现代诗歌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更为具体、复杂地表现纷繁甚至非完整化的现代生活，凸显现代诗歌的现代意识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无论是诗人留学受到启发，还是新诗中的“欧化”倾向、现代经验的表达，外国诗歌译介对于新诗的影响都不是单向的，外国诗歌译介经过翻译、呈现为汉语外国诗的过程中，一直包含着文化资源和语言使用的选择、融合与转化。外国诗歌译介在新诗发生、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影响是单向的、惟一的。中国新诗的诞生，虽借助外来文化资源并以之为催化剂，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诗歌传统需要经历现代的“裂变”。外国诗歌的经验、资源是通过汉语翻译进入中国现代诗歌的体系之中的，而现代诗歌正是通过古今中外诗学资源的化合、重构实现自身的历史建构。
